1.敦煌故城

　　

　　敦煌故城，又名沙洲故城，位于今敦煌市城以西的党河西岸、近年新开辟的敦煌公园以东，国道215线（红柳园至格尔木）从城址北侧穿过（图3）。

　　清代乾隆二年（1737年）纂成的《重修肃州新志》描述其位置：“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阴。”雪山指敦煌之南的祁连山脉，青海指青海湖，鸣沙即鸣沙山，伊、西分别为今新疆的哈密和吐鲁番。这里将敦煌城置于祖国西北的广阔地域空间，极言其战略地位的举足轻重。

　　敦煌故城现存南、北、西三面零星残垣。东墙早已被党河水冲毁塌陷，今在河床西岸还可找到部分墙基。根据残垣遗迹测得，故城范围南北长1132米，东西宽718米，颇具规模。墙体就地取土，层层夯筑而成，夯层厚约12厘米。墙基残宽6米至8米，残高最高4米多。城垣四角筑角墩，西北角墩特别高大，今天仍高达16米，下部夯土筑成，上部用大土墼垒砌，巍巍耸立，仿佛是透出茫茫历史沧海中的一杆残桅，向人们昭示着故城过去的辉煌。

　　故城西墙正中残留门墩一座，则该城肯定开有西门，此即通往西域大道之门。城垣上有先后两次加固维修的痕迹。城内南部存佛塔一座，名白马塔，这是故城中留存至今的唯一一处较完整的建筑。塔高12米，共9层，巍峨挺拔，宏伟壮观。塔身土坯砌成，中有立柱。基座为八角相轮座，每角边长3米，底基周长24米，近代整修时周边用条砖包砌。2至4层为折角重叠形，直径7米。第五层下缘饰有一圈突出的乳钉，上缘仰莲花瓣环绕。第六层为覆钵形塔身，第七层为法相轮形。第八层上面为六角形坡刹盘，每角挂风铎一个。最顶层为连珠形塔尖。塔身通体涂以白灰，显得庄严肃穆。

　　相传，白马塔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是西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为葬他的白马而修建的。鸠摩罗什是龟兹人（今新疆库车）人，佛学造诣深厚，并精通梵文和汉文，先后翻译了74部经论，被尊为我国古代三大翻译家之一。前秦建元年间，符坚大将吕光平定西域得胜班师时将他带来。传说他们行至敦煌时，鸠摩罗什乘骑的白马突然病倒了。这匹马浑身像冰山雪峰一般洁白，无半根杂毛。它曾伴随鸠摩罗什10余年，为他在各地传经布道，涉流沙，跨戈壁，越丛山，过险滩，立下汗马功劳，还多次救过他的命呢。这一病把鸠摩罗什难受得直掉眼泪，他愁肠百结，心急如焚，干脆住到马厩里，亲手给白马煎药，日夜精心侍奉，一天深夜，白马忽然开口说话了：“法师啊，我跟随你这么多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吗?我乃西海白龙转世，奉龙王之命专来伺候你的。未进阳关之前，沙碛茫茫，路途艰险，需要我驮你去传经，现在已经入关，面前再无险途，我已完成了使命再不陪你前行了。咱们就此分手，你好自为之吧。”说罢，白马起身要走。鸠摩罗什哪里舍得，泪流满面抱住马头，哽咽道：“你为我吃尽了苦，受够了累，咱们形影不离，生死相依，我怎么能让你走呢！你若走了，我又如何去完成传经大业呢？”

　　白马也泣不成声：“哪里是我想走啊！但王命难违，不得不走。法师不必过于悲伤，离此不远有个渥洼池，自古就是出天马的地方，那里另有一匹白马，正等着与你结伴东行呢。”说完，白马给鸠摩罗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长啸三声，腾身跃起，只见一道耀眼白光飞出马厩，如闪电一般射向天际，刹那间逝去。鸠摩罗什定眼一看，眼前的白马已倒地死去。

　　鸠摩罗什伤心极了，他亲设祭坛做了九天道场，为白马超度。敦煌当地崇信佛教的民众得知白马的事迹后大受感动，便纷纷捐资，将白马埋葬在城中，并在其上建造白塔，已作永久纪念。后来，鸠摩罗什果然在渥洼池找到了另一匹白马，为他驮经东行。行至凉州后他住了10来年，继续译经传经，在哪里建了罗什塔。以后又用白马驮经到了洛阳，定居下来潜心译经。据说，洛阳的白马寺也是因此而建的。

　　白马塔曾多次重修。塔身第二层中有镌石两块，镌木一块，分别记载清代道光乙巳年（1845年）和1934年重修的字样。近年国家拨付专款再次加固了塔基，并规划了四周环境，广植草木，遍栽花卉，在绿树花丛衬托下，莹洁如玉的塔身与远处金黄色的鸣沙山相辉映，使其显得更为气宇轩峻，光彩迷人，成为敦煌的又一处游览胜景。

　　敦煌故城内西北一隅今被用作油库，其余均被开为农田。由于经过长期耕作，城内地面已无遗迹可寻。学者们公认，该城即是西汉所置的敦煌郡、县城，十六国西凉时曾一度将其作为“国都”，唐代为沙洲城暨州府所在的敦煌县城，元代为沙洲路城，明代为沙洲卫城，直到清代前期仍为沙洲卫城。

　　漫步在敦煌故城中，禁不住会让人浮想连翩，脚下的这块土地饱尝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当年雄震西北的一代名城虽已成了残壁断垣，却依然从容不迫，泰然自若地展示出它古老、质朴、野拙的风貌和魅力，显现出其包容万物、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坚韧、刚毅、不屈不挠的品格，这正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之所在，古城中凝结着我们民族永存的精魄。

　　偌大一座古城，是如何废弃的呢？清代学者常钧《敦煌杂钞》记载：“沙洲之西，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治，经党水北衔，圮其东西。雍正三年（1725年），故城东另筑卫城，周围三里三分，开东、西、南三门。”这就是沙洲故城的废弃、另在党河以东建筑新城的原因，这座新城的位置即是今天的敦煌市城。

　　敦煌故城始筑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敦煌建郡之时。公元400年，凉武昭王李玄盛在此城立都，号称西凉国。公元405年西凉为了同建都张掖的北凉相抗衡，遂将都城由敦煌东迁酒泉。敦煌故城作为十六国割据政权的都城凡有5年。西凉立都时期，对敦煌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在城内新建靖恭堂，作为议朝政、阅武事的场所；又建谦德堂，为其听政之处；同时建有恭德殿、嘉纳堂等大型建筑，蔚为大观，显示了一代都城的风貌。城中还有泮宫，为“高门弟子”学习的地方，其学生一度曾多达500人。

　　公元421年，北凉沮渠蒙逊率领两万多人的大军向敦煌杀奔而来，敦煌太守李恂自知势单力薄，不是对手，遂闭门不战。北凉军队将城池团团围定，久攻不下，于是在城外北、西、南三面筑起高三丈、阔三丈五尺的大堤，从东面党河中引水灌城，企图一举摧毁城池。李恂见势不妙，便组织壮士千余人，连板为桥，出城决堤，但未获成功，敦煌城遂落入北凉之手。所筑大堤直到唐代仍然残存。

　　唐代，对敦煌城做了进一步的加固和重建。敦煌所出天宝年代的一份会计牒上称，敦煌城周回3600“墙”，城周壕堑“宽45尺”，并且筑有羊马城。“墙”为当时的度量单位，今已不明其具体尺寸。另一件敦煌唐代文书《沙洲都尉府图经》也记载敦煌城有城濠，“阔四十五尺，深九尺，壕绕城四面”；“壕西南角有一大泉，分为两道，流绕城四面周匝，至东北隅，合流北出，去城七里，投入大河”。大河即今党河。

　　唐代敦煌城可分为子城和罗城两部分。子城又叫作小城，位居罗城西南，为官府衙门、官员和世家大族的居地。罗城又叫大城，为商业和主要居民区。城中还有驻军，名叫豆卢军。

　　由敦煌遗书中见，唐宋时期敦煌城内划为若干坊。李正宇先生考得，计有修文坊、儒风坊、大贤坊、释教坊、钦贤坊、怀安坊、定难坊、取国坊、临池坊、政教坊、永宁坊、兴善坊、修仁坊、乘安坊、信义坊、旌坊等。坊类似于今天城市中的居民小区，但筑有坊墙、坊门，坊与坊之间以大小街道界隔，房内又有小巷。可以考见名称的街巷有子城北街、寺前大街、南街、西横街、阴家巷、杜家巷、李家巷、赵家巷、庆子禅师巷、梁神德巷、程恩子巷、临池坊掘巷子等。

　　作为“华戎都会”的敦煌，唐宋时城内店铺林立，酒肆遍街。见于记载的有杂货铺、新货铺、齐周酒店、安家酒店、氾家酒店、曹家酒店、罗家酒店、石家酒店、赵家酒店、丑子酒店、盐子酒店、盈子酒店、郭庆进酒店、寒苦酒店、员昌木料店以及木匠、石匠、塑匠、铁匠、毡匠、泥匠、灰匠、弓匠、箭匠、皮匠、鞋匠帽子匠、金银匠、造鞍匠、染布匠、罗底匠、胡禄匠、索匠、瓮匠、褐袋匠、皱文匠、桑匠、玉匠、塔匠、画匠、纸匠、笔匠、雕印匠等匠人的店铺。可谓应有尽有，数不胜数。

　　看着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的名称，不由地会使人们想到，当年沙洲街市上一准是人声鼎沸，马嘶驼鸣，车铃叮响，热闹非凡。黑头发的、黄皮肤的、蓝眼睛的、高鼻梁的，来自四方的人们熙来攘往，川流不绝，肩摩毂击，项背相望。店铺里各色货物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各种叫卖声、喧闹声沸反盈天，震耳欲聋。内地的商人一定是在夸赞自己的丝绸如何华丽轻柔，西域的胡商准是在鼓说自己的玉器、皮货如何珍稀名贵，波斯的贾客则在操着别扭的汉语极力推销自己的香料、玛瑙，还应有来自天竺的、大食的、拜占庭的等地客商或使者、僧侣。街市上卖小吃的、玩杂耍的、钉马掌的、说唱的、算卦的……也绝不会在少数。好一座繁华的国际都会！

　　敦煌老辈人相传，当年的敦煌故城街衢纵横，道路宽阔，大街上能并排走三辆马车，街道两旁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城内庙宇星罗棋布。古城不是被战火烧毁的，也没有毁于风沙，而是被洪水淹没的，这全怪那个贪生怕死的“白发财”。

　　传说党河下游有一处黑水潭，潭里住着一头水精怪，它平时不出头露面，蛰伏潭中，一遇洪水暴发，便趁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专门吞食那些随洪波漂流的牲畜。那年夏天，祁连山里瓢泼大雨整整下了七天七夜，党河水也猛涨了七尺七寸，水精怪一看机会来了，高兴得手舞足蹈，心想这下可以大宝口福了。谁知沿河百姓早有防范，高筑堤坝，严防死守，任凭急浪高，精怪兴风，但是大堤安然无恙，人畜、农田都未受到祸害。水精怪没有占上什么便宜，气急败坏，它便把洪水引进护城壕里，发誓要淹没沙洲城，以泄心头之恨。

　　沙洲城也早已森严壁垒，像小山一样高的沙袋堵死了城门，城头加高了雉堞，州官彭大人亲自日夜巡查，与军民同甘共苦，水涨一寸，城高一尺，城垣始终坚如盘石，岿然不动。水精怪的图谋又失败了，只得败下阵来，灰溜溜地溜走了，沙洲城保住了。

　　后来，沙洲新调来的一位州官白大人。这是一个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的家伙，一到任便像吸血鬼一样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百姓敢怒不敢言，便给他送了一绰号──白发财。

　　一天，白发财见城门边上堆放着大量沙袋，觉得有碍观瞻，便不问何用，下令立即搬走。有人劝他说这是防洪用的，万万不可搬动。他哪里听得进去，大声斥责道：“沙洲哪有什么洪水，十年也下不了三寸雨。沙袋一个也不留，立即搬光。”人们只好照办。

　　或许是老天报应，这年夏天洪水偏偏又来了。水精怪心想这下可以报仇雪耻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驱赶着洪峰，又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沙洲城下。一时间浊浪排空，巨涛雷鸣，白发财吓坏了，赶紧打点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带着家眷弃城而逃。百姓和士兵想堵水护城，怎奈没有沙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涌入城中。水精怪趁机吞噬了无数的性命，沙洲城也就从此荒芜了。

 

2.锁阳城

　　

　　锁阳城位于安西县桥子乡南8公里，坐落在废弃的古冥水（疏勒河支流）绿洲的风蚀荒滩上。这是迄今河西走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也是我国少有的巨型古城遗址（图10）。

　　锁阳城残垣尚存，全城分为东、西、北三部分。东西二城墙垣保存较好，南北宽约487米，东西通长565米，总面积27.5万平方米。东城较小，应为子城，系衙署驻地；西城较大，当为罗城，为商业区和居民区的集中分布之所。虽经千百年来的风雨剥蚀，但墙基仍厚达7.5米，顶宽4.6米，墙顶上足可容得下两匹马并排驰骋。墙垣残高10米许，威势不减当年。

　　四面城垣皆筑马面，计有24座。马面是我国古代城池建筑中的一种创造，约兴起于北朝，而一直沿至近代，敦煌莫高窟北魏洞窟的壁画上就有城垣所筑马面的形象。马面实际上是在主体墙垣上加设的若干墩台，与墙等高，一般突出墙体之外数米。它不仅可起到支撑墙段的作用，使墙垣更为坚实稳固，更重要的是凭借此可从正面、侧面几个不同的方向上迎击攻城敌军，大大加强了城垣的抵御、防守能力。

　　该城四角筑有角墩，角墩可视之为城角上的马面，筑得格外宽厚。西北角墩特别高大，高约18米，成为锁阳城最显著的标志。北垣开设两座城门，西、南二垣各开一面。门前皆置有瓮城，瓮城即护卫城门的小城，它将城门包围起来，以免使其受到直接攻击，瓮城向侧方亦开有门。

　　东西二城南垣、东城东垣之外，羊马城遗迹明显，断断续续，已不很连贯，距离主垣约10余米，残高1.米至1.5米，远低于主垣高度。尽管残破，但它却是我国仅存的少数几处羊马城遗址之一，弥足珍贵。

　　锁阳城的北城位于东西二城北部，较东西二城残破得多，东西长约870米，南北宽150米至300米，残高仅约1.5米至2米，许多地段已成颓基。这应是一处较东西二处时代更早的古墙垣，东西二城的北垣就是利用北城南垣的部分墙段修筑的。北城西北部存两座小土堡，土堡方形，每边长约25米，堡墙高大厚实，高14米，两堡东西排列，相距约20米。令人奇怪的是，两堡均无堡门，四壁严严实实，不知从何处进出。有人推测，这两座土堡可能是关押战俘或要犯的土牢，将战俘或要犯从堡的顶部吊进去，他们无门可逃，又不可能挖开厚实的堡墙，甚为安全。

　　锁阳城中及城周围，随地散落灰陶片、红陶片、白陶片、陶纺轮、铁箭头、碎砖块、石块、石磨残块、残铁片、各色瓷片等遗物，还曾捡到“五铢”、“开元通宝”、“熙宁通宝”、“皇宋通宝”等钱币，墙垣夯土中亦发现灰陶片、石磨等物。漫步城内，遍地陶片、瓷片和各种古物，在阳光的映照下犹如繁星闪烁，斑驳陆离，珠光宝气，琳琅满目，似乎进入了童话世界一般。城墙上至今仍堆放着许许多多的擂石，其表面粗糙，形如鹅卵，仿佛仍然散发着当年鏖战的硝烟气味。西城内还残留直径约10余米的圆形土台21座，土台周围见倒塌的土筑围墙，显系房宅基址。

　　锁阳城处四路汉唐烽燧的辐合之地。四路烽燧为：一路由锁阳城趋向东北，经半个城、长沙岭、肖家地古城、四道沟古城一线直抵酒泉；一路由锁阳城向北，经兔葫芦村、双塔堡村，跨越疏勒河干流折而西北，直趋哈密（唐伊州）；一路由锁阳城向南，沿榆林河谷，经蘑菇台、榆林窟，趋石包城（唐五代雍归镇）以远；一路由锁阳城向西，沿截山子直趋敦煌。由此可以推知，锁阳城当时为一处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居于枢纽地位。

　　锁阳城东1650米处，残存一座大型寺院遗址，俗名塔儿寺。寺址东西长136.4米，南北宽127.5米，东墙已坍，北、南二垣亦有残缺，墙基宽3米许，残高2.5米至3米。院内散落陶片、瓷片甚多。寺址中心存大佛殿台基，长16米，宽12.6米，高2.4米。台基南部有一座大塔，塔基圆形台，直径约5米，塔高14.5米。大塔以北东西一线排列9座小塔，小塔形制类似大塔，大多倒塌，残高多为2.5米至5米，最高8米。塔体土坯砌成，白灰饰面。从坍倒的小塔中曾发现许多泥梵小塔和泥塑小佛像。本世纪40年代，一名俄国人曾从大塔中盗窃大卷经书和字画，使其流失国外。寺院南垣存墩台两座，大体方形，边长约12米，残高3.5米，两台相距约50米，可能是钟楼和鼓楼的遗迹。据记载，该寺原名阿育王寺。

　　寺内大塔下曾掘出半截唐碑，一面碑文记载晚唐敦煌归义军首领张议潮归唐授爵、大兴农垦、兴修水利之事，另一面碑文镌刻五代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生平事迹。断碑的发现更给锁阳城增添了异样的光彩。

　　锁阳城周围数公里内，还分布着南岔大坑古城、转台庄子、马行井城、半个城等几座古城遗址，它们如众星拱月一般，围锁阳城罗置，与锁阳城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锁阳城南数十公里范围内，沿榆林河谷和鹰咀山麓，散布着榆林窟、东千佛洞、下洞子、碱泉子和旱峡5处石窟群。锁阳城正南、东南戈壁滩上分布着8000余座汉唐时期的墓葬。这一切都说明锁阳城当年是一处人烟繁华、等级较高的古城遗址。

　　锁阳城内遍布柽柳灌丛沙滩，沙堆高2米至4米，有些地段沙与城齐。城址东南8公里许，残存古拦水坝址一道，其上源有古河道与昌马河出山口相通，其下游则分为数条古灌渠通至锁阳城周围，每一灌渠又分为若干支渠，纵横交织，密如蛛网。这些渠道虽早已干涸，但遗迹仍十分清晰。这里是一处大面积的古绿洲沙漠化地带，地貌景观以成片的风蚀古耕地为主，废弃的农田、阡陌、堤堰历历在目，过去的繁华与今日的荒芜对比十分鲜明。我曾实地查得，这片古绿洲沿昌马河（疏勒河）洪积冲积扇西部边缘延伸，西起锁阳城以西约10公里的踏实农场，向东北作半弧状伸展，经马行井城、锁阳城、南岔大坑古城、转台庄子、破城、半个城（草城）、旱湖脑城、肖家地古城等，延至腰站井；其长约80公里，宽约5公里至8公里，总面积达500平方公里之多，锁阳城周围仅是其一小部分。这一大片古绿洲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逐渐荒弃，延及元代中期大部地段已经沙漠化，明代正德以后完全废弃沙化。

　　除众多的古城址外，锁阳城周围一带古绿洲上还遗留多处古代房屋基址。据李春元先生等调查，较重要得的房址有：锁阳城南房址，仅存南墙，残长18米，残宽1.8米，残高2米，土坯杂夹芨芨草砌筑，其余三面墙垣坍平，实为一处较小的城堡，附近暴露素面灰陶片、石磨等遗物。锁阳城一号房址，位于锁阳城北约1公里，残长8米，宽6米，残高0.8米至1.2米，用土坯分层垒筑，地表散见灰陶片、残石磨等物。锁阳城二号房址，位于一号房址东南约0.5公里处，残长亦8米，宽6米，残高1.2米，房内发现麻鞋、锅垫圈、黄羊套、开元通宝钱币等物。锁阳城三号房址，位于锁阳城北约0.7公里处，有房基两座，其中一座残长6.5米，宽4.1米，残高0.6米至0.7米；另外一座较大，长、宽各约10米；皆用土坯砌成，散落碎砖块、白瓷片等物。

　　锁阳城的风景是独具魅力的。每逢春夏时节，登城眺望，远处祁连冰峰直插云际，白雪皑皑，铺银镶玉，在蔚蓝的天空衬映下，显得分外妖娆。迤逦远去的烽燧、古垒，散落在苍茫的原野上，平添了几多肃穆雄奇。近处那一座座红柳堆，一丛丛芨芨草，一簇簇骆驼刺，点缀在黄色的沙丘间，看起来是那样的富有生机，郁郁葱葱。红柳花、野麻花、羊奶花、锁阳花竞相怒放，喷霞吐艳，如同三月的桃园。好一幅塞上旷原的水墨丹青，足以令人大饱眼福，忘却离家去乡之忧。

　　锁阳城的得名就是因其地盛产味道甜美的锁阳之故。每当仲春三月，艳丽的锁阳花染得荒原一片彤红，游人无不驻足流连。锁阳很早就已入药，明代名医李时珍《本草补遗》记：“锁阳为肉质寄生植物，状似苁蓉，呈扁圆柱形，色深褐，有鳞片，柔软肥润，断后有粉性。”在《本草衍义》中又云：“锁阳可大补阳气，益精血，兴阳润燥，养筋滑肠。凡阳气虚损、精血衰败者珍为要药。”由于药效奇特，人们把它视作能像千斤锁一样锁住病人的浑身阳气，故而名为锁阳。现代中成药朱丹溪虎潜丸、神龟滋阴丸等即是以锁阳为主炮制而成的。

　　锁阳为稀有之物，生境条件较为严格，只有在地中海周边、中亚和我国西北少数干旱地区才能生长。安西锁阳城一带土质疏松多沙，光照充足，空气干爽，很适宜锁阳的生长。这里的锁阳个头粗壮，肉质肥厚，品质上乘，药用价值很高。每到隆冬季节，万木凋零，而长在沙土中的锁阳却刚好是最肥硕的时候，益精补气可赛人参，四乡群众皆来这里采挖。当地民谣“三九三，挖锁阳，挖不上锁阳霉半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目前，安西县已开发出锁阳系列饮品，以当地锁阳为原料运用现代工艺，生产出锁阳精、锁阳酒等一代新产品。

　　今天这一带乡间，还流传着一则有关锁阳的优美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年，365天老天没有掉一滴雨，疏勒河也断流了，干得河底朝天，庄稼旱死了，树木枯死了，人们饿得奄奄一息，连树皮草根都啃光了，只有等死。这天，一个尕娃突然发现后山的山坡上长满了锁阳，在干得冒烟连一棵草也没有的坡地上，锁阳却蓬蓬勃勃，青翠的绿叶盖满了山岗，锁阳花如火如荼，映得半边天空像缀满了彩霞。

　　“快去挖锁阳呀！”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全村男女老少都出动了，跑的跑，走的走，走不动的爬着也要去，一时间山坡上到处都是人。人们采了一篮又一篮，连采带吃，转眼间满山坡的锁阳都被挖光了。说来真怪，第二天光秃秃的山坡上又神奇般的长满了锁阳。不仅本村的人来采，就连十里八乡的人们闻讯也都纷纷前来采摘，不一会锁阳又被采光了。第三天山坡上又长满了锁阳，人们又来采摘。就这样，锁阳长了拔，拔了又长，越是灾年它长得越多越好，直道满足人们的需要为止，丰收年反而很少见到。这可真是上天赐给的神果！人们想弄个明白，便在采摘后躲在山洞里偷看，结果发现是观音菩萨亲手插下的种子。原来锁阳是仙草，怪不得它既能充饥，又可壮阳治病。此后采摘锁阳的人越来越多了，锁阳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了。锁阳城究竟是历史上的什么城？它始建于何代，又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废弃的？我曾就此作了较系统的研究。现已考得，锁阳城始建于西晋元康五年（295年），该年晋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渊泉、广至等5县，分酒泉郡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县，共8县设立晋昌郡，晋昌郡及其治所冥安县的郡、县城即是锁阳城。到了唐代，又在锁阳城设置瓜州及其治所晋昌县，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时，以及西夏、元代仍置瓜州。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将瓜州居民迁往肃州，锁阳城自此废不为州，人去城空，昔日之殷富繁华遂成往事。降及明代，锁阳城改称苦峪城，一度重新加以修缮利用，成化八年（1472年）移哈密卫于此。到了正德（1506年至1521年）以后，明王室对嘉峪关外进一步采取了弃置政策，不复经理，致使关外诸城反复被吐鲁番、哈密、蒙古等部、族争夺，苦峪城亦随之荒废。此后史书上就见不到有关该城的记载了。至于“锁阳城”一名，大约是清代后期才在民间叫开的。锁阳城废弃的原因，当地乡间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则动人传说：当年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派遣太子李治和名将薛仁贵进征西域，一路上所向披靡，无坚不克。可是当进入锁阳城后却中了埋伏，被哈密国元帅苏宝同的大军重重包围。唐军虽英勇奋战，拼死突围，但终无成效，只得固守孤城待援。旷日持久，相持不下，将士们弹缺粮尽，只有靠耕种周围的土地维持生计。老谋深算的苏宝同见不能困死、饿死唐军，便想出一个绝招，用红柳、砂石、牛毛堵塞了流经锁阳城的河流，迫使河水改道，城周围的万顷良田遂变成荒芜之地。唐军无奈，只得节衣缩食，并靠树皮、草根充饥。一日，薛仁贵忽然发现城周围遍地生长的锁阳可食，即命士兵掘而食之，既可解饥，又能压渴，滋味还挺美。就这样唐军靠锁阳为生，一直坚持了12年，直到程咬金带来援军解围，才得以脱险。后因纪念锁阳解救三军将士性命一事，遂将此城命名为锁阳城。传说固然不足置信，但却可找到一些历史的影子。据《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薛仁贵曾几次率军西征突厥、吐蕃，军中歌颂他“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开耀元年（681年）他还出任过瓜州长史。至于锁阳城的废弃也确实与河流改道、灌溉水源断绝直接相关。

　　锁阳城的真正荒废及其周围绿洲沙漠化过程的发生，实际上始于元代中期以后。当时这里的居民东迁肃州，城空地荒，任凭风沙剥蚀，植被退化，地表粗化，流沙遂逐渐侵入。明代以降，锁阳城先是作为安置归附的哈密、蒙古部族的处所，后又成了一些部族角逐的场所。自正德以后（16世纪初期），城池残破，绿洲

　　垦区亦不复经理，进一步加剧了其沙漠化过程。到了清代前期，这里才彻底演变成沙漠化土地。清乾隆三年（1738年）所纂《重修肃州新志》描述锁阳城周围景观：“城外北面多红柳黄茆，耕地尚少，西、南二面则平畴千顷，沃野弥望，沟塍遗迹绣错纷然”；其引灌渠道“今俱干涸无水，渠身砂砾，所以此城遂废”。260多年前的衰败景象与今日所见略同。

　　考之锁阳城绿洲沙漠化的原因，除与元代中期以来这一带政治军事形势的剧烈动荡、游牧部族的角逐争夺、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等密切相关外，更主要的还在于清代前期昌马河（疏勒河）流域开发地域的转移之故。《重修肃州新志·靖逆卫》记：“自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相度于达里图筑靖逆城，始堰昌马河口，逼水东流，分为靖逆东、西两渠，溉新垦地，招户民居之。”靖逆卫即今玉门镇。《甘肃通志稿·安西县采访录》所辑“安西、玉门两处互争水案”亦记，当时“靖逆招来屯户于睡佛洞（今昌马石窟）前，高筑巨坝（今昌马大坝），将河水堵向东南，而三、四道田地遂无点滴灌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使昌马河口原来向西分流流向锁阳城一带的古河道断流，昌马河水转而向东浇灌靖逆卫（今玉门镇）一带新开的土地，遂使元代中期以来逐步荒废的锁阳城垦区完全断流干涸，并在当地强劲风力的作用下，很快流沙壅起，最终演变成了风蚀弃耕地与与吹扬灌丛沙堆相间分布的沙漠化土地。可见因人为作用导致的开发地域的转移及其水流状况的变化，乃是锁阳城绿洲沙漠化过程的主因。研究历史时期的沙漠化过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绿洲地区的开发建设以及沙漠化的防治，亦有切实的借鉴意义。

　　啊！锁阳城，你是一部古老而苍劲的书，一幅绚丽而多姿的画，一首雄奇而深沉的歌。

　　1963年2月11日，锁阳城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20日，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专门设立“锁阳城文物管理站”，精心呵护我们民族这一珍贵的历史瑰宝。

 

 

3.南岔大坑古城

　　

　　南岔大坑古城位于锁阳城东北4.5公里处，西北距安西县城直线距离45公里。

　　岁月的沧桑把该城摧残得十分残破，墙体起碱发酥，用手即可抠得下来，早已坍成断续土垄状，与周围风蚀耕地中的道道风蚀垄槽颇为相似，难以分辨，因而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所知，近年安西县博物馆的同志们经过反复勘察，才得以揭露其“庐山真面目”。1995年8月26日，我与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及安西县博物馆李春元、李宏伟、李旭东同志一行，顶着处暑骄阳，来到该城实地考察，碰巧给我们开车的司机也姓李，于是我们戏称此行为六李察古城。

　　所见南岔大坑古城基本方形，规模较大，实测其东垣长560米，北垣550米，西垣535米，南垣525米，是迄今所见除敦煌故城和锁阳城之外这一带最大的古城遗址。东垣中部宽约百米许的一段完全缺失，有被洪水冲淹的痕迹，地面淤积一层红胶泥。北垣保存稍好，可断续连接，大体成形，基部坍宽7至8米，保存最好的一段残高4.5米。西垣坍塌严重，大段缺失，其中部靠南侧有突出墙体外的瓮城残迹，瓮城仅剩一条长12米，高约1.5米的残垄，瓮城外有向西延伸的古道遗迹。南垣几乎全部坍平，仅留下三处高约1米左右的土疙瘩。该城四角设有角墩，东南角墩残高2.4米，东北角墩残高3米许，西北角墩最高，残高4.5米，残宽4米；西南角墩周围墙垣全坍，似一根孤立的土柱，残高4.2米。

　　城内西北隅隔筑小城一座，小城较大城保存完整，平面基本方形，东西长65米，南北宽60米，墙基宽3.5米，顶宽1米许，残高3米至5米。东垣缺失殆尽，西垣南段缺失，北、南二垣较连贯完整。在整座大城未被发现前，因这座小城残垣显著、突出，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遂将小城叫作南岔大坑古城，实际上它只是城的很小一部分。

　　整个城内地面低洼平坦，多有洪水侵入而淤积的红胶泥层覆盖。城内地面低于周围原始地表（即风蚀垄槽的垄面）3.5米许，所谓“南岔大坑”，即指此城内之洼地。城内城周暴露较多的汉代灰陶片（有绳纹、水波纹等纹饰）、红陶片、碎砖块（表面铁灰色，叩之如金属声，俗称为汉“铁”砖）等物，我们还在城东墙外约300米处捡到汉代五铢钱币和榆荚半两钱币各一枚。城内西北隅的小隔城内暴露遗物则较为特殊，除汉代灰、红陶片等物外，还见少许元代黑、白瓷片、明代青瓷片等。说明该小隔城在元、明时又被人们利用。

　　该城东北角墩以外250米处存烽燧一座，残高5米许；西垣中部以西百米许又有烽燧一座，其基部长宽各约6米，残高约4米。东西两面烽燧由此迤逦连绵，与整个敦煌地区的烽燧系统连成有机的网络。今天我们置身于这里，再也看不到狼粪和薪柴煨起的烽烟，也听不到战马的嘶鸣，有的只是那历史的冷穆和苍凉，断壁残垣的萧疏景象无不给人以凄楚惆怅之感。

　　与锁阳城同样，南岔大坑古城亦位处昌马河（疏勒河）洪积冲积扇西部边缘的古绿洲沙漠化地带，城周荒弃的农田阡陌、渠堤历历在目，一望无垠。该城北部数公里处为古冥泽遗迹。冥泽一如著名的古居延海、猪野泽，亦曾是河西走廊的泱泱巨沼。《汉书·地理志》记载，南籍端水（又名冥水，今疏勒河）从冥安县南部的羌人所居之地（指祁连山）流出，灌溉民田，西北流入冥泽。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瓜州晋昌县有冥水，自吐谷浑地界（祁连山）流入冥泽；该泽东西长130公里，南北宽30公里，泽中丰水草，宜畜牧。我曾考得，这片浩森大泽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它东起于安西县三道沟镇西侧的西湖滩，沿疏勒河洪积冲积扇边缘向西延伸，经今白泥泉、紫泥泉、肖家泉、东大湖、扎花营湖、刺梁槽子、四洞湖、旱湖脑槽子、柳窝湖、三道槽子、王家槽子、大泉等地，又沿截山子南麓泉水汇聚带向西延伸，复经胡葱泉、蘑菇泉、硬苇子沟、乱泉子、条湖泉、红柳窝泉、大三个泉、牧马泉、东大泉、五泉湖、西大泉、北湖、乱泉湖、银湖、平湖、野糜子湖、二道长沟、泉湖、北泉、杨家湖、坑坑泉、石板泉、营盘泉、三个泉、谢家圈滩、木头泉、盐池槽、平湖坑泉、二层台泉、塔尔泉、小泉等地，而西止于乱石子山东坡和芦草沟口，其东西斜长130公里许，南北宽4公里至30公里，恰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冥泽范围相同。当年泽水荡漾，烟波渺渺的情景可以想见。

　　这一带昔日为何能发育形成这么一片大泽？查其地质水文环境，这里位处疏勒河洪积冲积扇前缘洼地，来自扇面诸多沟道的地表径流以及扇缘露头的众多泉水，大量汇集于此，顺着坡面再向北流，则受到截山子的阻滞，从而在洪积冲积扇前缘至截山子南麓山前这一狭长地带，形成了宽广的冥泽。该泽虽然甚为阔袤，但泽中“丰水草，宜畜牧”，表明整个大泽并非完全被水体覆盖，它实际上是一大片沼泽性积水草甸，其间散布众多较小的湖泊，羊、马可在其间徜徉穿梭。今天由于流注这里地表、地下水流被大量用于农田灌溉，因而该泽趋于干涸，但仍有若干泉流，亦见大片残留的干草甸、盐碱滩以及仍然生长较好的红柳丛、芨芨丛和梧桐疏林，其地下水位仍然较高。

　　南岔大坑古城地处古冥泽之南、古冥水之侧，且城址规模较大，城中又出土大量汉代遗物，我认为它应为汉敦煌郡冥安县城。《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等古籍均记载，汉敦煌郡冥安县，即是因该县界内冥水得名。又由城中所存遗物的时代等因素推测，该城当在汉代以后不久就弃置荒废了，冥安县城遂迁往它处，因而城内很少见到汉代以后的东西（除西北隅小城外），并且城址毁坏十分残重，说明其废弃年代已久。我推估因该城地势低洼，易遭水患，且不利防守，大约在西晋元康五年（295年）于敦煌、酒泉两郡之间增设晋昌郡（郡治冥安）时，就把该城废弃了，而将冥安县及其新置的晋昌郡城迁址于其西南4.5公里的地势较为高爽的锁阳城址。晋昌郡也就是隋唐时期的瓜州，冥安县在唐代初叶改称为晋昌县（瓜州治所）。《晋书·地理志》记，元康五年将敦煌郡冥安、广至等5县和酒泉郡沙头县分出，又新立会稽、新乡两县，共8个县新设晋昌郡。由此冥安县升格为郡治，冥安县城也就升格为晋昌郡城，这就不免对于城址的规模、建筑规格、防御功能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于是就从原来低洼潮湿、不利防守的南岔大坑故址迁到了锁阳城新址。

　　至于南岔大坑古城内西北隅的小隔城，墙垣保存较大城完整，且后代遗物，应是在大城废弃后，元、明时期利用废城西、北二垣部分墙段修葺而成。其规模很小，恐是当时的一处乡城，或是一处较固定的放牧点，或为一座等地较低的军事驻所。

4.南湖破城

　　

　　南湖破城位于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一社北部，西距古阳关遗迹约3公里，南距汉渥洼池（唐寿昌海、今黄水坝水库）5公里（图3）。

　　城址已很残破，大半被流沙埋没。平面呈矩形，东、西、北三面仅存断续墙垣，每垣各筑突出墙体的马面2个；南垣仅见墙基，其西段被现代水渠用作渠堤。墙垣皆取河湖中的红色胶泥夯筑而成，墙基宽7米，残高最高5米许，顶宽约2米。北墙长300米许，东西二垣各长270米，总面积83500平方米。东墙似有瓮城残迹。

　　该城有多次重建的痕迹，夯土中夹杂不少汉代灰、红陶片。城内城周亦散落大量陶片、砖块、断珠、箭头、铜饰残件、石磨残片、白瓷片、开元通宝钱币等汉唐时期的遗物，并多见黑、白两色纽扣般大小的扁圆石子，即围棋子，其两面中凸，四周较薄，有光滑细腻的成品，也有半成品，还有黑色、白色的碎石堆，夹杂许多刚打制的粗样。

　　南湖破城内沙丘起伏，沙浪滚滚，当年的通衢街道、繁华闹市早已无影无踪，给人一种十分荒凉的感觉。城外北、东两面数公里范围内亦全为新月形沙丘占据，沙丘高5米至10米。丘间地上暴露成片的风蚀古耕地、渠道以及房舍的遗迹，亦见陶片、砖块等汉唐遗物。与阳关遗址一带类似，这里又是一处“古董滩”。我曾量得，这处古绿洲面积约25平方公里。城外东南70米处存古陶窑遗址一处，地面散落已烧成的、半成品的陶器碎片甚多。城西北、西南数公里外的戈壁滩上存两处汉唐墓葬群，分别名为山水沟墓群和西头沟墓群。城东5公里的双墩子一带亦有古墓群。南湖绿洲西部还发现属于青铜时代火烧沟文化的夹砂红陶片、陶杯、石刀、石斧、石镰、石球残片等。

　　学者们公认，南湖破城就是汉代敦煌郡所辖六县之一龙勒县的县城，唐代为沙洲所属的首场县城。南湖乡文物专干吴国义同志曾告诉我，早年城内出土石碑一块，上书“寿昌城”三字，并有碑文，后被打碎，碎块被人拿去作了磨刀石。由《新唐书·地理志》和敦煌市博物馆藏《唐代地志残卷》等史料知，唐时沙洲要向朝廷进贡棋子，即围棋子，这正与南湖破城发现的遗物完全吻合。

　　据敦煌遗书《唐沙洲地志残卷》记载，当时寿昌城中建有学校、寺庙、社稷坛等，县境内开挖有长达7.5公里的大渠、长支渠两条主干渠道和令狐渠等多条子渠引水灌田，该县还管辖播仙镇（今新疆且末县）、石城镇（今新疆若羌县）以及在这一带的新城、屯城、蒲桃城、萨毗城等城堡和蒲昌海（今罗布泊），并有6条道路通往各地。又据莫高窟藏经洞所出五代后晋天福十年（945年）写本《寿昌县地境》记载，当时该县有359户，1个乡，1所寺（永安寺），两所镇（龙勒镇、西关镇），3所戍（大水戍、紫金戍、西子亭戍），还有5座堡、34座烽燧和西寿昌城；仍然开有大渠等灌溉渠道，仍管辖播仙镇、石城镇、新城、葡萄城（即蒲桃城）、萨毗城、蒲昌城等。此外我还研究得出，唐宋时期的南湖绿洲的灌溉范围以寿昌城为中心，向南5公里，东2.5公里，北5公里，西15公里，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可见当时这一带是颇为繁华的。寿昌城是何时因何故废弃的？

　　史书上找不到明确记载。由城中暴露的遗物来看，均为宋代或宋代以前之物，那么它应废弃于宋代，也就是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覆亡以后。城北、城东的大片古绿洲也应是在这一时期发生沙漠化的。除肆虐的新月形沙丘而外，遗址地面还可见到遭受洪水冲刷的痕迹和洪水过后沉积的红色胶泥块，说明这里除流沙的侵袭外，还发生过较大的洪水。据此判断，寿昌城及其古绿洲沙化废弃的原因应与阳关绿洲沙漠化的原因类似，归义军归义军政权灭亡后，这里废不为县，水毁沙埋，而终于演变成了流沙的处所。

　　繁华千年的龙勒（寿昌）县城，今日只有段段颓垣和散落的砖瓦陶片等遗物可供人们凭吊。对于这些遗物，当地乡间还流传着一则优美动人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沙洲城里有一个十分贪心的开杂货铺的宋掌柜，他手下雇了一位伙计，名叫石老三。石老三老实巴交，为人善良，从不坑蒙拐骗，还处处乐于帮助别人。宋掌柜见他老实好欺，专门派他到四乡八里推销货物，并且定下很高的销售数额，如果不能按时销完工钱分文不给。石老三一年到头顶风冒雨，赶着驴驮，走村串户，辛勤推销，虽然劳苦备至，但工钱还是常常被掌柜克扣。

　　这一年年关快到了，宋掌柜又派石老三到远在百余里外的寿昌城卖货。石老三马不停蹄，披星戴月，走了差不多一天一夜，终于来到寿昌城中。常言道，有钱汉过年，没钱汉作难。石老三给有钱人卖货，分毫不短；遇见穷人则总想帮一把，有时干脆就白送。结果四驮子货物卖光了，别说赚钱，连本也亏了。这下可怎么办？宋掌柜是个心毒手辣的人，不好交差啊！石老三越想越犯难，赶着毛驴在寿昌城里边转悠边想主意。

　　不知不觉天色晚了，石老三忽然发现迷路了，平日熟悉的街巷怎么一下子变得陌生了，不管怎么走也走不出去。于是石老三找了一处较僻静的地方，卸下驮架，拴好牲口，捡了一堆红柳，烤起来，准备歇息，等天亮了再说吧。恰在此时突然远处传来雄鸡的啼鸣声，奇怪，三更半夜哪来的什么鸡叫？但是叫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石老三就着火把一看，不远处果然有一群雄鸡在哪里嬉戏。只见雄鸡个头硕大，毛羽鲜亮，通体金光闪耀。从未见过这样的神鸡，石老三想看个究竟，禁不住朝雄鸡走去。

　　刚走到雄鸡近前，忽然发现他进入了一家货物琳琅满目的大商店。商店货架上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各色珍品，要有尽有。店内却空无一人，只见雄鸡站在柜台上，齐声叫道：“石老三，石老三，拿块金砖过大年！”这哪成呢，别人的东西怎么能白拿！石老三想退出商店，但走了半天也没能走出去。雄鸡又叫了：“石老三；石老三，不拿金砖出不了店。”那就只好拿一块吧。石老三拿了一块最小的金砖，果然走出了商店。这时天也亮了，道路也清楚了起来，于是他收拾好驴驮，回到了沙洲城中。

　　宋掌柜见石老三带回了金砖，喜得眉开眼笑，特意炒了几个好菜，把石老三款待了一番。他问石老三，那四驮货物不值这块金砖的零头，金砖是怎么赚来的？石老三本来就是个老实墩子，就一五一十地把寿昌城里巧遇雄鸡的事说了出来。宋掌柜听罢，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吩咐道：“这是神鸡显灵，可千万不能往外说呀，否则要遭报应。”

　　日日想，天天盼，好不容易盼到了第二年的年关，宋掌柜带着几个儿子，赶了十几个驴驮，来到寿昌城里。等到半夜，果然听到鸡叫声，只见那群雄鸡，来到了那家大商店，这情景与石老三说的分毫不差。宋掌柜高兴极了，和几个儿子一起赶紧往驮筐里装金银财宝，直到把带来的所有驮筐都垒得尖尖的，实在没法再装了才住手。

　　他们赶着驴驮上了路，牲口被压得喘着粗气，吭哧吭哧走不动。宋掌柜父子挥舞着鞭子拼命驱赶着，一边走一边做着美梦。宋掌柜想，这么多财宝八辈子也吃不完，先买个州官做做，过过官瘾。儿子们想，先娶上几房小老婆，好好享受享受再说。约摸走了三四十里地，宋掌柜忍不住揭开了一个驮筐的盖布想再看看财宝，突然间一下子傻了眼，他连忙喝住牲口，让儿子们把所有的盖布都揭开，他们一看全都愣呆了。驮筐里哪有什么金银财宝，装的全是寿昌城里的砖头、瓦块、陶片。

　　为啥石老三带回去了金砖，而宋掌柜驮回的却全是烂砖碎瓦呢？寿昌城里的金鸡最清楚。

5.六工破城

　　

　　六工破城位于安西县南岔乡六工村西南3公里处，东北距安西县城19公里，东略偏南穿越截山子至踏实破城子（详后）约32公里，西略偏南至敦煌市城约100公里（图3）。如果驱车行驶在敦煌至安西的公路上，到了瓜州口抬眼北望，便可隐隐约约看到这座古城的轮廓。

　　六工破城墙体犹存，较为连续完整，保存程度好于南湖破城。就地夯土筑墙，夯层厚12厘米至3厘米。全城可分作大城和大城东北角套筑的小城两部分。大城南北长360米，东西宽280米，总面积10.08万平方米。墙体厚实，基宽5米至7米，顶宽2.8米，残高7.5米，显得挺拔高峻。城东南角向内三次折角弯曲，使该段墙体呈折曲形。北垣东段、东垣北段部分倒塌，其余墙段大体完整。墙面上存留6排椽眼，整齐排列，系筑墙时分层搭设脚手架时所留。设角墩7个，其中东南角设4个（因有三次内折），角墩长宽各约8.5米，西南角墩大半塌陷。北、西、南垣中部各开一门，皆筑有护卫城门的瓮城，瓮城约27米见方。北垣、南垣各置马面2座，西垣置马面4座，马面突出墙体之外长、宽约5米。东垣无马面。

　　为何古城东南部要三次折角弯曲？是因为筑城时地形所限，还是出于军事防守上的考虑，亦或是后代多次修葺或扩建时所为？一时还难以判定。折角上4座挺立的角墩，呈折线排开，于整个城垣上的角墩、马面、瓮城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呈现出一种呼应互动的效果，显示出古城难以征服的威严与肃杀。

　　大城东北隅的小城，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90米。墙体较为完好，顶宽3米许，顶部两侧筑有女墙，女墙残宽1米许，残高1.7米，无垛口，两侧女墙间通道亦宽约1米，整个墙体含女墙在内通高约9.5米。小城四角亦置角墩，南垣正中开一门，门外筑夹道双墙向南延伸22.4米，又折向西延伸28.3米，与大城相通，类似于瓮城。夹道墙体十分厚实，向南延伸的东垣顶部宽达8米许，有如平台。

　　大、小城内荒草丛生，多见甘草、白刺等。散落灰陶片（有绳纹、垂幛纹、附加堆纹、水波纹等纹饰，亦有素面陶片）、红陶片和清代瓷片等物。安西县博物馆李春元、李宏伟等同志在清理中还捡到少量五铢、唐开元通宝等钱币，并于小城西南角掘出一处灰层剖面。灰层厚1.6，米，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夹杂魏晋北朝陶片，中层夹有唐宋时期陶片，上层则多见清代瓷片。由此表明该城当始建于魏晋，延及唐宋，宋代以后废弃（缺失宋代后期以至元代、明代的遗物）。另在当地访问知，清代和民国时废城中尚有牧羊人和种撞田者居住，故而城中还遗有一些清代物品。此外，该城墙垣夯土中也发现一些不同纹饰的灰陶片、残砖块等，墙基夯层结构与墙身夯层结构亦不尽一致，表明该城曾经过不同时代的修葺。

　　六工破城位处疏勒河中游南分支（今改建为南干渠）尾闾、截山子北麓，由该城向东北经南岔乡、瓜州乡、四工农场直到安西县城周围，南北长约16公里、东西宽10公里至17公里范围内，为疏勒河中游地区最大的一块绿洲，其地平荡开阔，水流萦绕，田连阡陌，土层肥厚，今为安西县的主要粮棉产区之一。六工破城地处该绿洲西南边缘，今日所见城周数公里范围内为一片荒草滩，其间分布有风蚀弃耕地遗迹。由该城再向西则与芦草桥下游大片古绿洲（约200平方公里，宋元以后废弃）相接。昔日该城周围当为一派绿洲田园景观，农垦条件优越。

　　今年，安西县博物馆于六工破城南数公里的瓜州口附近，还发现多处唐代房基遗址。其中瓜州口一号房址，位于瓜州口东1公里许，面积12.6×7.6平方米，墙基宽0.6米，残高0.4米，土坯夹杂芦苇砌成；向北开门，门宽1.2米，有灰层堆积，散见灰陶片等物。瓜州口二号、三号、四号等房址，面积较一号房址稍小，遗存情况与一号房址大致相似，墙体均用土坯夹芦苇，或夹白刺垒砌，残高0.2米至0.5米。由此不仅令人慨叹，细弱柔嫩的芦苇，俨然担当起了敦煌建筑中的主体“筋骨”的角色，当年不仅大量用于长城塞垣、烽燧以及城堡的筑造，而且还被广泛用于民居屋宅的修建，可谓身手不凡，备受青睐。

　　六工破城还地当连接汉魏敦煌郡东、西两大片绿洲的交通枢纽位置。敦煌郡西片绿洲为氏置水（今党河）绿洲，当时设有敦煌、效谷、龙勒三县；东片绿洲为籍端水（又称冥水，今疏勒河）中游绿洲，当时设有冥安、广至、渊泉三县。唐代在东西两片绿洲上分设瓜、沙二州。两大片绿洲之间隔以长达六七十公里的戈壁和流沙地，其间交通联系颇为不便。六工破城偏处东片绿洲西南边缘，最为靠近西片氏置水绿洲，遂成为连接东西两大片绿洲的重要交通纽带。由该城向南穿越截山子瓜州口或向东南穿越十工口子，可抵达山南麓广至、冥安二县；由该城向西南沿截山子──三危山北麓洪积戈壁而行，或向西北绕过西沙窝北端，再向西穿越疏勒河南岸的戈壁、荒滩均可抵达两片氏置水绿洲，与效谷、敦煌等县相通。

这一连接敦煌郡东西两大片绿洲的道路，即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所经的干道。魏晋时在这里筑城，表明东西两大片绿洲联系较前进一步加强和对于西域交通的重视。延至唐代，这里仍是丝绸之路主干道所经之地。敦煌唐人写卷《沙洲都督府图经》载有当时连接瓜、沙二州的新旧3条驿道和10余所驿站，而常乐县（即六工破城）则为诸驿交汇之枢纽。该城中设有常乐驿，由此向西北，经阶亭驿、甘草驿，折而向西，经长亭驿、白亭驿，再折而向西南，经横涧驿、清泉驿（城湾农场二站古城）、州城驿、而抵达沙洲；由常乐驿向西略偏南，经悬泉驿（甜涝坝古城）、其头驿、东泉驿（大疙瘩梁古城）、州城驿，亦可抵达沙洲；由常乐驿向东南，翻过截山子，经悬泉府（踏实破城子），再向东可抵达瓜州；由常乐驿向东北，可连接莫贺延碛道（第五道），经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赤崖驿等，直抵伊州（今哈密）。六工破城一地可谓四通八达（图11）。

　　六工破城西北800米处的风蚀台地上，由于风力切割侵蚀，表土层被揭去，暴露出约50万平方米的汉唐墓葬群，人骨和随葬品裸露破碎，遗留大量灰陶片、夹砂红陶片、碎砖块等物。

　　暮色苍茫时分，我又一次登上了六工破城的城头。向西望去，晚霞飞空，云气蒸腾，远处的戈壁、荒丘、田园、都被涂上了一层梦幻般的玫瑰色；三危山的峰峦隐约可见，当年乐僔和尚“仗锡西游”，也应是在这个时辰到达三危山脚下的，夕阳的余辉映射在山颠褐红色的岩石上，一片金光炫耀，在和尚的幻觉中似有千万个金佛在闪显，于是他“架空镌岩”，莫高窟的第一个佛龛遂应运而生了。六工城的始建早于莫高窟的开凿，乐僔和尚西游三危山，头一天晚上一定是住在我脚下的这座城池中的，说不定还在这里做了一个好梦，六工城给他带来了好运。抬眼东望，六工村中炊烟袅袅，暮霭茫茫，村庄树木宛如披上了一层轻柔的薄纱，绿洲原野似乎显得更加迷人了；刚从田地里收工回来的村民们，一准围座在大彩电旁正兴致勃勃地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呢。

　　我曾依据有关史料撰文考得，六工破城最早为三国时期曹魏所设的宜禾县的县城，属敦煌郡所辖；西晋元康五年（295年），于原敦煌、酒泉二郡之地分设晋昌郡，宜禾县遂归属晋昌郡辖；西凉凉武昭王元年（400年），分设凉兴郡，宜禾县又归于凉兴郡治下，并且被立为该郡的郡治；北魏明帝时于六工破城设常乐郡；隋代改置为常乐镇；唐武德五年（622年）又改置为常乐县，为瓜州所辖两县中的一县（另一县即晋昌县，瓜州治所）；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统治敦煌时，仍立为瓜州所辖的常乐县，一度还于该城中并设常乐镇。

　　唐代全国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卷40记载，常乐县，东至瓜州57.5公里；汉代属敦煌郡广至县辖地，曹魏时分广至县地置宜禾县，北魏明帝改置为常乐郡，隋代于此置常乐镇，唐武德五年改为常乐县。北宋《太平寰宇记》亦记载，常乐县在瓜州东百十五里。由唐瓜州城（今锁阳城）向西略偏北，穿过截山子，计程115唐里（约合今60公里）的所在，正是今六工破城。由上可见，六工破城在历史上颇为兴盛，曾做过县治，也设过军镇，还曾在西凉和北魏时被立为郡治。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以后西夏占领整个河西走廊后，该城废不为县，《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西夏地形图》上，标注该城为“常乐城”，而不叫做“常乐县”。以后该城就从史籍上消失了，千古名城遂不为人们所知。

6.小宛破城

　　

　　小宛破城位于安西县城东18公里（鸟道，即直线距离），国营小宛农场场部西3公里、疏勒河南岸、农口坝北360米处，汉长城遗址从该城北部80米处穿过。

　　该城略呈方形，取就地粘土夯筑而成，墙垣已不完整，部分墙段坍塌缺损。南北长182米，东西宽179米。北垣保存稍好，底基宽约8米，顶宽2.5米，残高3米至4米，仍显得雄姿挺拔。东垣南段倒塌，北段尚存，顶宽3.5米至4米，城头上可容马车通过，残高4米至6米。南垣东段缺失，西段留存，顶宽3米许，残高约4米。西垣亦保存较完整，底部坍宽约10米许，残高2米至4米。北、东、西三垣正中各筑马面1座，马面顶宽7米许，突出墙体外5.5米。南垣正中开设一门，有护门瓮城，瓮城东半段倾圮。四角筑角墩，除东南角墩坍塌外，其余3座角墩留存，角墩突出墙体外约4米。

　　城内散落遗物为汉至唐宋时代不同纹饰的一些灰陶片、碎砖块、残铁片等。依此判断该城当为汉至唐宋时期的城址，宋代以后放弃。城南约60米处有一条自然河沟自东向西穿过，沟口阔约30米，残深0.8米，已干涸。城外西、南两面有大面积的风蚀弃耕地和风蚀台地，尤以城西集中连片，可断续延绵至10余公里以远。城北80米处的汉长城遗址，仅可见到断续残迹。城南数公里外的截山子北麓分布有大范围的汉唐墓群，其南北宽1公里多，东西长约15公里，应为城内、城周军民的遗冢。

　　小宛破城靠近汉长城内侧，并有汉代遗物残留，无疑应与汉长城密切有关，当为汉长城上的重要城堡。我曾考得，该城所在的这段汉长城为宜禾都尉昆仑候官所辖，可称之为昆仑塞，它的东起自今双塔农场，西至于北干沟，长约26公里，因其穿越小宛农场垦区，塞垣人为破坏严重，大段缺失，其中农口坝至雁脖子湖林场长约5公里一段保存较好（详见本书第一部分）。别看着今天这里很不起眼，当年却是大军屯聚进征西域的出发地之一。《后汉书》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派遣名将窦固、耿秉、刘张等率军14000骑，在敦煌昆仑塞集结，直趋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巴里坤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白山虏，进入车师之地（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仅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大胜而归，往返行程三千余里，可谓我国古代军事史上速战速决的范例。同书《西域传》记载，北虏呼衍王经常辗转于蒲类海与秦海（今新疆博斯腾湖）之间，袭扰西域；为此将酒泉属国吏士2000人集聚于昆仑塞，进击呼衍王，以绝其患。

　　我认为，小宛破城最早为汉代宜禾都尉及其所辖的昆仑候官的治所（即驻地）昆仑障，到了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分设晋昌都，该城又为该郡所辖会稽县的县城；北魏明帝正光年间（520年至525年）会稽县升格为郡，该城遂成为会稽郡的郡城；延至五代宋初，瓜州归义军政权又在该城设置会稽镇，以作为它的北部军事壁垒，宋代以后该城废弃。

　　《汉书·地理志》记载，宜禾都尉及其治所昆仑障位于敦煌郡广至县境内。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即今安西县踏实破城子（详后），而小宛破城则位在踏实破城子东北24公里处，离得很近，无疑当属汉广至县辖城；小宛破城又恰好处于宜禾都尉昆仑候官所辖汉长城段的中部，也处于整个宜禾都尉所辖汉长城段的中部，其位置与史籍记载的汉宜禾都尉府昆仑障，以及其后会稽县、会稽郡、会稽镇的所在符合，并且城址的大小也符合当时县、郡、镇城的规模，城中又出土有汉至唐宋时代的遗物，因而该城的历史面貌应如上示。当年征讨白山虏、北虏呼衍王的大军即是在该城屯聚的。该城南约60米处的自然河道，即应是唐代《通典》和北宋《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在昆仑障之南的白水。

　　小宛破城在汉代为何以“昆仑”冠名，其称含义何在？

　　“昆仑”一名，原为我国古代西方大山之称，历史上颇为驰响。《尚书·禹贡》记之，屈原《离骚》咏之，《穆天子传》渲染之，《山海经》、《淮南子》等进一步神话之，以至被传为仙山、神山。由此“昆仑”之名也常常被用来附会一些地物、景物，以取吉利之意。《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建明堂、明堂途中有一座大殿，大殿四面不设墙壁，仅有顶部茅盖；筑有复道，复道上建楼，楼的形状专门模拟昆仑山之状建造，该复道亦被命名为昆仑道。昆仑山因其峻拔寥远，“昆仑”一词遂又被用来比喻广大无垠之貌，宋人司马光曾说：“昆仑者，天象之大也。”

　　昆仑山的位置，古人所指不尽一致，有的说是于阗南山，有的说为酒泉南山，还有的说在敦煌之南。我国古籍《吕氏春秋·古乐篇》、《说苑·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以及《汉书·律历志》等都记载有一则传说：黄帝曾派遣有个名叫伶伦的人到大厦、昆仑山的北麓一带采摘竹子，用其制作乐器吹之，以为黄钟之宫。著名学者王国维《西胡考》一文认为，此处大厦指睹货逻，原在新疆于阗南山，因而于阗南山就是古之昆仑山，也就是今天的昆仑山。黄文弼《河西古地新证》则认为，上述昆仑山就是指今天的酒泉南山，当时大夏人在其东南，大月氏人在其东北而居。

　　我的看法是，古人实际上是将今天的昆仑山脉以至祁连山脉西段的敦煌南山、酒泉南山都唤作昆仑山的，它们山体相连，同为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山脉，在古人的眼中它们是被看成一体的，都被作为西方的神山，予以尊崇。史籍中将敦煌与昆仑神山联系起来的记载不绝于册，我们不妨试举几例：

　　《山海经·西山经》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同书《海内北经》又记：“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三危”一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意即将三苗人流放到三危一带。三危的地望尽管学人看法各有不同，莫衷一是，但是汉代的“三危”却是明白无疑的指敦煌东南的三危山。如东汉人写的《水经》记：“三危山在敦煌县南。”如此敦煌的三危山就与昆仑神山联系了起来。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西海（今罗布泊）、流沙、黑水一带的广大地域，敦煌恰可属之。

　　西汉司马相如《大人赋》吟道：“西望昆仑之轨恍惚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这里将昆仑山与敦煌的三危山更是直接联系了起来，昆仑一脉可“直径”通至三危。

　　《汉书·礼乐志》载《天马歌》：“天马来，开远门，竦余身，游昆仑。”西汉所称的“天马”，其来源一是敦煌渥洼池，另有从大宛而来者；即使来自大宛的“天马”也是经由敦煌而入汉的。综上来看敦煌确与“昆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既然敦煌三危山可与“昆仑”联系在一起，那么将敦煌境内的一段长城名为昆仑塞，将该段长城上的一座重要城堡名为昆仑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也正是由于这段长城和这座城堡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一度为出征西域大军的屯聚地和出发地），才有获得“昆仑”尊称的资格。

7.踏实破城子

　　

　　踏实破城子位于安西县踏实乡政府驻地（即清代的踏实堡）西北8公里处，北距安西县城25公里（鸟道），地当截山子之南、榆林河尾闾，安西县城通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榆林窟的公路，即从该城边上穿过。前往榆林窟参观的人们，无不在这座古城中驻足流连（图3）。

　　该城墙垣犹存，损毁较轻。南北长280米，东西宽150米，规模较大。城基宽约5米，顶部宽1.5米，残高6.5米，显得厚实高大。墙体较为连贯完整，少有缺失，就连墙顶的女墙也留有遗迹。四角皆置有角墩，角墩突出墙体外6.5米。东、西二垣各设马面3座，除东垣北部一座倒塌外，其余保存较好。马面顶宽8米，突出墙体亦6.5米，马面之间相隔约70米。向北开置一门，门外设有瓮城。南垣中部有一处宽约10米的豁口，可能原来是门。西垣中部还发现用于攀登城墙的“龙尾”，龙尾相当于汉长城坞堡上的坞陛，亦即明清时期的马道。元代著名学者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卷88中的一段话时写道，所谓龙尾就是靠城墙筑成的坡道，逐渐升高，借此可登上城顶。

　　踏实破城子内，原有建筑已荡然无存，随地散落碎砖块、瓦块、灰陶片、红陶片、夹砂陶片、白陶片等物，多为汉至唐宋时期的遗物。城中靠近西墙有一处被人挖土后留下的土坑，我在土坑壁上发现有文化层露头，文化层可明显地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厚约0.7米，夹杂灰陶片等物；下层为灰碳层，厚约0.9米，可见灰渣、木碳碎屑等。

　　该城北门外仅约30米处，又有小城一座。小城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约30米，墙垣倒坍严重，仅南垣较完整，残高约4米，其余三垣均成颓壁。小城中部有墩台基址一座，墩台亦呈方形，边长约16米，残高1.4米，当地俗称望月台。该小城当年应作为大城北门外的屏障，其功能类似于瓮城。

　　十分有趣的是，踏实破城子恰巧位于古今绿洲的分界线上。该城东墙紧靠今天的榆林河绿洲，东墙外是今天的村小学，伴随着琅琅的书声和孩子们的欢笑，似乎千年古城也年轻了许多。该城西墙、南墙外则可见到成片的风蚀弃耕地，这应为当年的古绿洲所在。弃耕地范围约有10平方公里，阡陌遗迹可辨，亦见散落其上的灰陶片、红陶片等物。古今绿洲景观殊异，泾渭分明，恰以古城为界，实不多见。

　　该城南部、东南部数公里外的戈壁滩上，还分布有一处范围达90平方公里的古墓群，名叫踏实墓群，俗称四个墩子，又叫土火洛墓群，这是迄今发现的河西走廊乃至甘肃省内规模较大的古墓群之一。据李宏伟、张淳二位先生撰写的《安西胜迹》一书介绍，初步估计该墓群有大小墓葬400余座，其中有茔圈的墓座。1990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一号大墓进行了发掘。

　　一号大墓地面遗迹由墓域（茔圈）、神道、封土堆、祭祀台等部分组成，并有后葬小墓。茔圈为正方形，每边长123米，取就地砂石堆成，北边偏西处开门，门宽18米，门两侧筑阙。“阙”为古代宫殿、寺庙和陵墓门前所建的高台状建筑物，通常左右各建一座，台上往往置有楼观，以两阙之间有空缺，故而叫作阙或双阙；有的用石块雕成，有的为土筑，作为记录官爵、功绩或装饰之用。一号大墓共有墓阙4座，即所谓的四个墩子，除茔圈门前的两座外，神道两端还有两座，均为夯土筑成，底基长、宽各约5米许，残高最高者达6.1米。神道南北向延伸，两侧用砂石平行堆砌而成，总长234.2米。封土堆亦以就地砂石堆成，呈正四棱台体，底脚每边长约22米，残高4.5米。祭祀台位于墓北25.2米，亦沙砾堆成，方形台体，底脚边长约7米，残高0.65米，台上依稀可见烧土痕迹，依此推断当作祭祀之用。

　　大墓东北角10米许，又有5座平行的小墓，似为同一家族的后葬墓。

　　大墓墓门用白色花岗岩制成，有门楣、两侧立柱、两面门扇和门槛。墓室可分为前室、后室、南北耳室、前后甬道几部分，全长11.32米，通高3.14米。室内地面有3层垫层，从上而下分别为石板层、沙砾层和灰碳层。前后两室计有棺木4具，皆有棺床。墓内随葬品盗毁严重，几乎没有留下一件完整的器物，从少数残留碎片来看有陶罐、漆器、木器、丝织品、钱币等。根据该墓形制、结构和遗物判断，似为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无疑是当年踏实破城子中具有相当地位的官员。

　　我曾撰文认为，踏实破城子为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唐代改置为悬泉府，五代宋初归义军时则置为悬泉镇，宋代以后废弃。

　　该城位处榆林河下游绿洲西部，汉时这块绿洲的面积较今为大，其地平衍沃腴，地表地下径流均很丰沛，具有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而优越的农业基础向来就为我国古代城市选址布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汉代广至县城的兴起和发展正是有赖于榆林河绿洲这一地理基础。

　　广至县城又地当丝绸之路东西交通大道。当时这一段的丝路大道与今天国道公路的走线并不相同。今国道312线西出酒泉后，经嘉峪关、玉门镇、桥湾等地，沿疏勒河北岸的黑戈壁西行，直到安西县城；再由安西县城沿国道313线西至敦煌。汉晋时期此段丝路大道的走线则远在近日国道之南，选择靠近水源之处而往，由酒泉西出后，经玉门县（今玉门赤金镇）、冥安县（唐瓜州，今锁阳城）、广至县，翻越截山子，直抵宜禾县（今六工破城），然后沿截山子以北抵达敦煌。唐代该段道路的走法也与此大体相同。踏实破城子恰处在该条丝路古道上，其东南距锁阳城27公里，西北越截山子达六工破城28公里（均为鸟道），向南沿榆林河谷又可抵达榆林石窟以至青海高原，可谓位置显要。

　　唐代敦煌曾置有3所军府，悬泉府即为其一。该府之名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见。敦煌有一份开元十四年（726年）的“马社”文书，提到“悬泉府主帅”、“悬泉府校尉”以及该府“府史”、“兵曹”等职官，并记其下设“五团”、可出兵“千人”，府中还设有“马社”。马社是唐代在有关军事机构中为补充马匹而设立的、官营的民间互助团体，一般每50人结成一社，每当有马匹死亡，社人共同捐资补充，以至“马永无缺”。开元年间沙洲的一份会计历上，还有“悬泉府别将”的记载。近年考古工作者于踏实破城子南约百余公里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大黑沟发现的一处崖壁石刻上，也记有“悬泉府主帅”等字样。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的一份武则天时期配置兵员的文书中，记载有敦煌豆卢军的兵员也要“散配空谷、悬泉”。

　　依据《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唐代的军府（折冲府）可分为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悬泉府可出兵“千人”，起码也是一所中府，从上可见悬泉府为当时瓜州地区一处机构齐备、兵员众多的要府，该府置于今踏实破城子这一位置显要之地，其军事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踏实破城子残存的至今仍甚为高挺坚实的墙垣、马面、墩台、瓮城、龙尾等，正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反映。

　　悬泉府还是当时的一处交通重地。吐鲁番509号墓出土的一份唐开元二十一年（732年）瓜州州府颁发给西州（今吐鲁番）百姓石染典的“过所”（类似于通行证）上记载，石染典由瓜州西行，途径悬泉、常乐（六工破城）、苦水（今甜涝坝古城）、盐池（今大疙瘩梁古城）等地，一路西去。过所上留有“悬泉守捉官”、“常乐守捉官”、“苦水守捉押官”、“盐池戍守捉押官”等勘验过所、向西放行的记录。可知悬泉府不仅居于交通要道，而且并置守捉官，还负有对往来人员签押勘验过所之责。1965年莫高窟出土的一份唐天宝七载（748年）敦煌郡颁发给某人的过所上也记载，某人由敦煌东行，途径东亭（即盐池）、苦水、常乐、悬泉，而达晋昌郡（瓜州），期间在悬泉府停留了二三日，由悬泉“守捉官镇将靳崇信”勘验放行。

　　到了五代，曹氏归义军政权又置有悬泉镇，为其所设六镇（后曾为八镇）之一。悬泉镇应是由唐代悬泉府改置而来的，仍设于今踏实破城子。敦煌文书中有一份后唐天成三年（928年）悬泉镇遏使（头领）安进通给归义军节度使的上状，由状文见这时期的悬泉镇仍为一处军事要地，镇内仍驻守着一定数量的兵马，并有百姓，建有自己完整的一套军事机构，有自己的群牧，统辖若干烽铺，设有捉道人（又称把道人，专门负责把守道路要口）、（负责查探、报告敌情）和游奕使（负责巡逻侦缉）等。所谓烽铺，按照唐代有关制度规定，每烽6人，其中5人为烽子，昼夜轮流观察动静，1人为烽帅，负责文书符牒。铺即马铺，一般情况下每30里设1铺，铺须置在要路山谷间，配有专门的马匹，凡“有事警急，烟尘入境，即奕驰报探”。悬泉镇即负有向瓜州以及邻近的常乐等地走报警讯、传递信息之责，这种报告须“逐月逐旬，不敢怠慢”，遇有大敌情还须昼夜兼程向“上州”即沙洲申报。

　　敦煌文书中还保留有一份悬泉镇遏使曹子盈的状文，称该镇的职责在于“捍虏宁边”，即镇守地方，防御敌寇入侵，保卫边境安宁。榆林窟窟壁供养人题名结衔中，亦多见“悬泉镇”之名。

8.大方盘城

　　

　　大方盘城位于敦煌北境汉长城线上，东南距敦煌市城约70公里，西距小方盘城11公里许。该城坐落在疏勒河南岸不远的一处洼地上，城西约50米处有一片明镜般的湖泊，绿水如茵，清波荡漾，岸边长满芦苇、红柳、甘草、芨芨，城东面是沼泽滩地；城北汉长城遗址逶迤穿过，城南敦煌至玉门关的古道遗迹犹存，伸向远方；城东南坡地上残存汉代烽燧一座（图3、图6）。

　　大方盘城建在高出湖滩3米许的自然土台上，平面大体呈正方形，四面墙垣都已倒塌，仅见断续颓基。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155米。城内北部有一处高约1米的台地，台上建有一座大型仓房，仓房东西长达132米，南北宽仅17米，粘土夯筑而成。中间筑有两道隔墙，将仓房间隔成三大间，每间都向南面开设1门，共有3门。仓顶早已塌落无存，四面墙壁除北垣较完整外，余皆残缺不全，墙厚约1.5米，残高最高6.7米。南、北两面墙壁的上部和下部整齐地排列着两排三角形小洞，上三下五，间隔距离交错等，很可能是仓房中用以通风的装置。仓房四外12米处又有围墙一圈，此道围墙为该城中的内围墙，亦已圮成土垄，仅北、东二面残迹明显。内围墙四角原各有墩台一座，西南角墩尚存，残高6米许，其余三墩仅余废址。

　　城内西北隅和仓房中厅西北角出土汉简40余枚，约半数为素简（无字简）。城外东北面50余米处有一座小土丘，土丘高近10米，上筑一间半地穴式小屋，屋内也发现了汉简。

　　1907年5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这里发掘，他根据大方盘城内建筑遗迹特点，推断其应为汉代存放粮食、衣物等军需物资的仓库遗址。他写道，这种遗构的用途起初很不明白，它有三间相连的大厅、坚厚的墙垣以及墙上开的孔穴，孔穴显然是作为流通空气之用；建筑的奇特使人猜了许多，以为这是用作长城线军队移动以及官员和政治使节取道碛路时供给物品的仓库，后来在围墙一角垃圾堆中得到许多中文木简，简上提及从敦煌绿洲往这里输送粮食以及储存的衣物等等，于是把这种猜想充分证实了。斯坦因继而认为，这座粮仓就是敦煌文书《敦煌录》上所记的河仓城。

　　1943年至1944年，向达先生来敦煌考察后，对斯坦因的这一说法给予肯定。同期来敦煌进行考古发掘的阎文儒先生，也赞同此说，他们还于大方盘城东南土丘东端坡下，掘出长方形石刻一块和五铢钱等物。石刻长约0.6米，宽0.3米，上有“秦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等文字，此处秦始为西晋武帝年号，即公元275年。阎先生认为此石刻应是建筑物落成时的纪念基石。由此可证经由河仓城、玉门关的丝路大道西晋时仍沿而无废，作为转运、存储粮食和其它军需物资仓库的河仓城晋时的到了进一步的修缮或新建。

　　敦煌遗书中对于大方盘城有多处记载。唐代《沙洲都督府图经》记，阿（河）仓城在州北242里，州回180步，其城颓毁，基址犹存。知当时该城已经废弃。唐代5尺为1步，180步合计900尺，大约合今300米。今天所见大方盘城中仓房的周长为298米，与唐之180步十分吻合。可见该城确为古河仓城。晚唐《敦煌录》记载，河仓城在沙洲西北230里，为古代的军储仓库。五代后汉所写的《沙洲城土镜》也对其有相似记载。

　　作为一座大型军储物资仓库，要求能够快捷方便、及时安全地给边塞前线供应粮食、辎重、装备等军需物品。大方盘城位处疏勒河南岸的湖沼地带，靠近水源，城址选择在一片较为隐蔽的洼地，这里恰好有一处高出地面的自然土台，仓城建在土台上，既可防潮防淹，又比较安全。该出还紧靠丝绸之路大道，离玉门都尉府（小方盘城）也较近，接近前线，能够起到快捷迅速地供给军需粮械的作用。城址位于玉门关内，为确保安全起见，还特意在仓城周围加设两道围墙，仓城之外12米处的内围墙四角又建了4各高大墩台，外围墙外又有烽燧遗址，以便于随时警戒从而为仓储物资的安全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大方盘城西汉始建，西晋重修，作为边防军需物资的供给基地，曾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有学者认为，该城即是汉简上所记载的昌安仓。9.石包城

　　

　　石包城位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石包城乡政府西北3公里处，北距榆林窟28公里，东北距锁阳城遗址53公里，西北距敦煌市城120公里（鸟道），北距安西县城80公里（鸟道），西南距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县城90公里（鸟道）（图3）。

　　石包城地处榆林河上源山间盆地，即石包城盆地内。该盆地东西长约16公里，南北宽10公里许，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主要农牧业区域之一。城址巧妙地利用地形，坐落在盆地西部一座相对高度约50米的山岗上，海拔2247米，望上去真有“孤城上与白云齐”之感，其地势险峻，龙蟠虎踞，攻守兼备。从城上俯瞰，天阔地远，一览无垠，似乎地球变大了许多。城东不远，榆林河蜿蜒穿过草原，像一张绿茸茸的毛毯上缀以银线。城下，有一条宽约丈余的乡间土道，道旁浅溪潺缓，人家三五。城南，海拔5483米的大雪山主峰遥遥在望，银装素裹，直插天际，在蔚蓝色晴空的衬映下，显得分外妖娆。

　　该城向北不远有祁连山西段北麓支脉鹰咀山与鄂博山之间的隘口水峡口通道，向南约25公里为祁连主脉大雪山与野马山之间的龚岔口，由该口向南越龚岔达坂可通青海高原。石包城可谓古代瓜州地区南部重要的军事堡垒和交通要地。

　　城址依小山岗地势而建，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145米，南北宽77米，墙垣取就地片麻岩、石灰岩垒砌，墙基宽3米至5米，至今仍甚为坚固，残高可达6米至9米。四角筑有方形角墩，四墙各筑马面一座，角墩和马面有后期补修的痕迹。补修时以三层土坯间夹一层草层砌筑，与原有石筑墙体区别明显。城周遗留护城壕遗迹，壕宽约20米，距城墙亦约20米，壕深1.5米至2米，壕沿用石块加白剌砌成。

　　城内中部偏西有佛塔基址一处，长2.4米，宽1.5米，残高约1.8米，其上见散落的砖块、瓦块。城中残存屋宅遗迹20余处，屋墙亦用石块垒砌，残高0.5米至1米不等，屋内地面多遗留有木炭灰烬层，厚约0.4米至0.8米，表明曾经过人们较长时期的居住。

　　城门向南开设，门前约20米处向东又筑有一道短墙，短墙可与东南角墩相连，短墙前又有半圆形瓮城残迹。似如此复杂、几重设防的城门结构甚为罕见。站在这高大森严的城门下，大有一番“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感慨。

　　城门东侧不远，有夯土筑台一座，台高1米许。城后（北面）小山顶上被推平开出一块场地，场地大略方形，每边长约65米，场地边缘也用片麻岩垒砌，很可能当年被用来作为校场。城内地面散落灰陶片、夹砂红陶片、铜箭头等物，当地文物部门还曾采集到铁制宝剑。

　　石包城建于何代？是历史上的什么城？当地民间曾有不少传说和猜测。有的说该城为唐代大将薛仁贵征西时所筑，有的说为当年樊梨花所建，还有人猜测可能是8世纪中叶某位突厥可汉所修。传说毕竟是传说，猜测代替不了史实。从城中所出遗物来看，大都为汉至唐宋时期的东西，则该城应是这一时期的城址。由其所处地理位置判断，我认为石包城可能始筑于东汉，为当时对羌人作战的一处军事堡垒，它对于研究当时甘青边界民族交往的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到了唐宋时代，学术界则对其有一致的看法，公认该城为唐和归义军时期所置的雍归镇城，为当时所置诸军镇中的一所（参看图9）。

　　归义军政权将该城作为敦煌的南大门，派驻重兵防守，并委任贵戚将帅驻镇。敦煌遗书《敦煌名族志》记载，以出身名门大族的阴琛“行瓜州雍归镇将”。当时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一些战事，即发生在该城。一件向瓜州报告敌情的文书中记，某年五月廿七日，东面有“贼”出来，共有18人，到了雍归镇下，杀死1人，又射杀马匹三两匹，然后往东而去；雍归镇下到处都是回鹘。可见该城当时的紧张局势。

　　到了元代，城周原有的一些农田已经荒弃，但城池未废。榆林窟第六窟门楣上留有一处元代至正二年（1342年）的题记，上面写道：“雍归城，城池石壁，开山四塞，无有人耕种入粮。”

　　明清时期，石包城仍具有重要的军事和交通方面的意义。《肃州新志》记载：“石包城路青海，高峻险厄，比于铁峡金墉；登临极望，洵足雄视边徼。”清雍正五年（1727年），工部侍郎马尔泰奉命巡视边关，督建安西、敦煌各城堡工务。第二年秋工程竣工，他“巡视新建十三墩台，周围两千余里，见布鲁湖、昌马河、石包城‘伯颜墩四处，地处极边，尤为安西、沙洲要隘……石包城，地据险隘，前代垒石为城，高踞绝壁，制奇扼要，殆非人力所致”。于是他即景作诗，“以志皇舆广大，荣被西陲之盛”。诗云：

　　

　　翠壁崚嶒接玉霄，岩城竖起自何朝？

　　五丁运力开神域，四郡连烽警夜刀。

　　衰草当年遗战垒，秋风此日静天骄。

　　周行已遂登临志，不惮经年万里遥。

　　

　　“翠壁”，石包城垒石作壁，石壁上结苔藓等植物呈青绿色；“崚嶒”，形容山脉高峻重叠状；“岩城”，即指筑岩而成的石包城。“五丁”，神话中的五个大力士，传说当年秦惠王想讨伐蜀国，但不认识道路，于是就造了五头石牛，并把金块藏载牛尾下面，谎称这五头牛能够屙金；蜀王信以为真，就派五丁去把石牛拉回国，结果拉牛的同时也为秦开通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警夜刀”，化用唐诗《哥舒歌》“哥舒夜带刀”句意。“天骄”，汉代称北方的匈奴为“天之骄子”。“周行”，到处巡视；“不惮”，不怕；“经年”，长年。诗的大意为：石包城垒石构城，巍峨雄峻，峰接碧空，但不知何朝建成？当年运用五丁的威力开拓神圣的疆域，河西四郡烽燧连绵，警备严整；今天萧瑟的衰草掩盖着站地上的堡垒（指石包城等），习习秋风掠过，称雄一时的匈奴早已俯首称臣；